是极其可耻的。
因为有核验的程序，所以袁可立写了一篇锦绣文章，修改好了，最终却选择了针砭时事，这是勇气。
而袁可立的文章写的极好，主要是万历维新的新政，在推行过程中，出现的问题，新政在河南地方是非常成功的，但仍然存在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。
袁可立从河南本身出发，探讨了内陆地区的发展困境。
大明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上的依赖，大明贫银贫铜、内部货币钱荒、内部需求不足、海外有金银铜、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、大规模生产用商品换到贵金属、再投入扩大再生产、而后逐步辐射腹地。
这种路径有两个巨大的弊病。
第一个生产再扩大仍然在满足外部需求，而非内部，甚至因为外部需求不够旺盛，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局之中，扩大后的生产，并没有逐步辐射到腹地。
造成这种原因也简单，内地的钱荒问题，没有根本性改变；
这个弊病是极为可怕的，因为无法完成内需的建设，大明空有商品优势，完全无法发挥商品经济的优势，从海贸中，获取更多超额的利润的同时，还会增加离心力。
价值受劳动强度、劳动时间、劳动难度影响，而价格围绕着价值、供需、成本进行波动，这是生产图说里关于价值和价格的讨论。
大明沿海地区产业丰富，大明内部无法消化，就得依靠外部需求，这个时候，主动权就交给对方。
这就走入了一个怪圈，产业越丰富，越密集，越要压价，利润降低，越不赚钱的困境。
大明是个整体，但两京一十五省五大总督府，也有个嫡庶之分，在重大危机面前，还有可能各地趋同，可是涉及到了各种细分的产业利益瓜分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。
如何在万历维新中，保证向心力，不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分家，是朝廷必须要考虑清楚的。
简单而言，就是外向型经济，造成的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；内需建设不充分导致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，这两个矛盾影响国朝根本。
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老生常谈的人口流失、人口不足的问题了，而袁可立用一句俗语，解释了这个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：穷的不生，中人之家也不生；
原因也简单：干活的时候嫌人少，吃饭的时候嫌人多。
穷是讨不到媳妇，就是讨得到，生出来养不起，所以不生，但中人之家，也不生，就非常诡异了，大明很多的中人之家，即便是有了孩子也会溺死，不是养不起，而是供不起。
大明天下，穷人和中人之家占据了绝对的多数，他们不生，大富大贵、顶层向下开枝散叶，又能生几个？王崇古家里足够有钱，他就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英年早逝，留下一个王谦，而王谦一共就两个儿子，两个闺女，说什么也不肯生了。
而袁可立在会试的文章里分析了问题的症结。
小到一个家庭，大到大明江山，都是如此。
干活的时候，希望人多多的，一起创造财富，等到分配的时候，又开始嫌吃饭的人多，即便在乡野之间，耕种农桑最需要劳力，可是一个劳力从小到大，吃的又多了。
袁可立在皇帝面前，侃侃而谈，丝毫没有露出任何怯懦，将自己的想法解释的非常清楚。
对第一个问题，他提出了三个主要解决的办法，大建驰道进行分配、黄河归故让两淮地区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、而后疏浚淮河、长江，让沿海的富裕顺着大江大河驰道，向腹地辐射。
当然这都是远景规划，现在大明的生产力，还是对黄河有些无能为力，让黄河归故才能疏浚淮河，让长江黄河流域，辐射到大明大部分地区，没有大江大河的地方，则依托于驰道。
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时间尺度在百年之上。
第二个问题，则主要聚焦于田政之上，清丈还田、营庄减租，四管齐下，期许在有生之年，能够彻底执行下去，最终奠定了万历盛世的坚实根基。
相比较还田，袁可立更加推崇营庄法。
在他看来，还田之后，这些田土最后还是会被兼并，营庄集体所有，反而会让乡野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大富大贵不敢想，但吃得上饭还是可以期许的。
朱翊钧叫袁可立入通和宫，其实没什么正事，就是一种立场宣示，他就是个学生，经验不足，讨论的内容，十分的空洞，他需要不断的成长，在实践中不断的积累经验，修正认知。
“陛下，臣欲往倭国。”熊廷弼看袁可立说完了，终于轮到自己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去倭国当然是杀倭寇，即便是东征九捷，大明完胜倭寇，但围绕着矿区的小规模战争还在继续，他前往倭国就是为陛下看好银山。
“这么急的吗？”朱翊钧略有些不舍的说道：“要不还是去绥远吧，绥远现在道路通畅，若是有事，也方便回来。”
绥远近，而且绥远交通方便，回京坐着火车就回来了，现在去倭国，一年几封信，几年都见不到一次了。
而且倭国石见银山也是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去那边就是吃苦。
“绥远已经安稳了。”熊廷弼满脸笑容的说道：“陛下，殿试之前，陛下和先生都以科举为重，不让臣出门，臣已经错过了入朝抗倭，无论如何，都不能再错过前往倭国的机会了，否则臣会懊悔终身。”
绥远已经很安稳了，已然不用拼命了，去倭国可能会死，但不去，一辈子都会后悔。
就熊廷弼而言，他宁愿不考科举，也想入朝抗倭，他其实还喜欢走武夫的路线，简单而且直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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